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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UM PUMPEN GMBH是德國制造商和工業泵和閥門供應商,總部位于德國的德國埃默里希。幾十年來，AURUM集團已經成功地為工業實施提供了廣泛的服務和活動;從特定的小型安裝到廣泛的工業應用。

AURUM 水泵：臥式水泵、立式水泵、潛水泵
AURUM 化學與化學石油泵：臥式化工石化泵、立式化工石化泵
AURUM Habermann泵：
HPK系列泵
NPK系列泵
NPW系列泵（NPW 40 、NPW 50 、NPW 60 、NPW 80 、NPW 100/NPW 54 、NPW 150 、NPW 200 、NPW 250 、NPW 300 、NPW 400 、NPW 450）
KB系列泵（KB100 、KBH125 、KBH40 、KB125 、KB40 、KBH150 、KBH400 、KBK150 、KBK400 、KBKL200 、KBKL250 、KBKL300 、KBKL350 、KBKL400 、KBKL500）
V300系列泵（V300/V320/V340 、V310/V330）
V1/V2系列泵
N系列泵帶儲罐
T系列泵

德國Aurum pumpen水泵供應商

德國Aurum pumpen水泵供應商

造成貿易中合同風險的原因，既有客觀的貿易環境特殊性影響，也有企業主觀的自身因素。經營環境不同，貨物買賣合同雙方當事人通常會面對東道國和環境的影響，不同國家的政治體制、科技水平、風俗習慣、法律水平、文化差異差別很大，如果不熟悉這些差別，信息掌握不準確不及時，就會使得合同的訂立和履行面臨風險。有時某種產品存在多種質量標準，諸如行業標準、國家標準、標準，多種標準混雜容易發生差錯，比如我國向日本出口家禽，日本的衛生標準高出標準的500倍，如果出口方不熟悉該標準終勢必發生合同糾紛。從企業自身來講，許多企業本身在現代經營管理方面存在許多問題，管理方式和經營理念與標準不接軌，缺乏熟悉跨國經營的高素質專業人才，且自身管理水平不高，甚發生合同資料保存不完整，文檔資料不清晰，交接不及時甚丟失現象。終因證據不足無法向對方索賠，無法維護合法合理的權益。此外抗風險意識和法律意識淡薄。當前市場競爭激烈，許多企業為了搶到合同盲目壓價，*不顧及潛在的風險，重口頭承諾輕證據保留，重中標輕履約，抗風險意識十分淡薄。許多國家包括我國在內，法制不健全，法律意識淡薄，有些企業不履行合同成為家常便飯，而發達國家法制化程度較高，要求合同雙方必須嚴格執行合同條款，否則將被索賠從而遭受損失。

二、貿易中合同風險的防控

(一)善于利用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資料，妥善保留來函電

合同內容除雙方的協議以外，還包括一些單方函件，如各種報價、形式發票、電子郵件、各種信件和傳真，甚是即時通訊記錄。尤其對于復雜交易，合同雙方可能會對合同涉及到的某一條款反復通過函件進行磋商以致達成一致，那么這本身就是一個合同條款，即使該條款不被載于合同中，具有法律效力。且在保存證據資料時通常對對方發來的資料保存較好，而對己方發出的資料出現混亂和保存缺失，所以在發出資料時應當對文件備份，并進行歸類，標記日期和事件以便查閱。

(二)制定恰當的法律適用條款

目前上用于調整貨物買賣合同的實體法律規范中重要的一部公約是《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但《公約》還存在很多缺陷，其并未涉及合同有效性、所有權轉移及人身傷害等重大問題，受損方的舉證責任也未明確規定，而且實踐中還存在《公約》與國內法優先適用的問題。貨物買賣合同標的額大，法律關系復雜，容易產生法律糾紛，所以在制定合同時要謹慎選擇合同所適用的法律:比如在適用時不一定只選擇一個實體法。合同雙方當事人在選擇法律時可以合同某一條款適用一國法律，合同另一條款適用另一國家法律，并無法律規定只能選擇一個實體法，宗旨是符合雙方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問題的終解決。此外，《公約》中關于風險轉移的時間問題的第69條前兩款規定與我國《合同法》有所區別，適用應當注意。《公約》第69條一款規定風險從貨物交給買方處置但買方不收貨從而違反合同時轉移;而《合同法》第143條規定若買方使得標的物不能如期交付，則自違約之日風險轉移。二者有很大不同，《公約》規定買方在“適當的時間”內不接收貨物，風險就轉移到買方，《合同法》規定自“違反約定之日”起買受人承擔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事實上《公約》的規定相對更合理，因為給予買方適當的時間使得買方并非一旦風險發生就要承擔所有責任，相反會促使買方不對損失聽之任之，防止損失擴大;另外促使買方盡快收貨，有利于商品交換流通，盡量減少雙方損失。所以在適用法律時買賣雙方在這一問題上可以盡量適用《公約》。按照《合同法》第146條規定，雙方約定了交付地點且貨物已交付到該地點而買方未收取貨物的，風險自貨交一承運人時轉移買方，而對于《公約》69條第二款并未明確指出風險的轉移時間點，但是實踐中通常應在跨國承運人卸貨時發生轉移，所以在簽訂合同時應該在合同中予以明確，防止糾紛發生。

(三)合理制定索賠條款包括制定損害賠償和違約金條款。

由于各國對損害賠償原則的不同認識，在制定損害賠償條款的時候需要解決對準據法的選擇以及應對選擇了不同準據法的結果。由于各國對損害賠償的規定差別太大，而《公約》是目前上用于調整貨物買賣合同重要的一部公約，我國也早已加入該公約，對《公約》的條款更加熟悉。因此以《公約》為準據法解決損害賠償問題能夠盡量與貿易伙伴達成一致，減少糾紛可能性，有利于合同的履行。但是訂立合同時注意，《公約》中對于損害賠償的時間、地點、非金錢損失賠償、損益相抵原則規定不明確，尤其是損益相抵原則在貿易中非常實用，所以如果適用《公約》，合同當事人要在合同中對于《公約》中未規定的重要事項予以明確規定。因此訂立合同時要選擇對自身有利的法律來規定損害賠償條款。違約金數值由雙方協商確定，先，合同中規定的違約金數額要根據違約行為給對方造成的實際損失數額來定，約定的違約金不能背離該損失數額;其次，當合同中規定的違約金數額低于損害方的實際損失的，被損害方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增加，而合同中規定的違約金數額過分高于被損害方的實際損失的，損害方可以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而一般高于實際損失則無權請求減少。違約金是一種違約責任方式，不必進行先行交。實踐中在違約金問題上經常出現糾紛，常有用違約金進行欺詐的案例，因此出口方簽訂合同違約金條款時應注意對方的履約能力，履約期限以及要有防范利用違約金欺詐的意識。

(四)選擇恰當的糾紛解決途徑

當出現貿易糾紛時，應當按照合同預先約定的途徑予以解決，合同中通常約定的方式是仲裁和訴訟。實踐中仲裁常見風險點主要集中在模棱兩可的仲裁協議中，貿易糾紛分歧較大，無法調解也不適用于仲裁，那么貿易方通常會提訟。仲裁和訴訟各有一定利弊，其實通常來說關鍵看我方企業在對方國家有無資產，如果我方企業在對方國家沒有資產，對方企業在我國有資產則選擇訴訟，便于在我國法院提訟并執行財產，對我方當事人有利，否則一般選擇仲裁。只是在實際工作中應對仲裁和訴訟的應用加以區分，根據實際需要選擇仲裁或訴訟，從利于解決合同糾紛，保障企業合法權益為出發點，對預見風險進行有效防范，促進企業生產經營發展。

(五)簽訂合同保值條款

由于市場價格并非一成不變，加之貿易國的法令、罷工等意外事件的影響，使得合同不能按照規定履行。規避此類風險，需要在合同中對容易發生變故的風險點做出事前約定，簽訂合同保值條款。如為了應對匯率變化問題，簽訂合同時應注明如果計價貨幣的匯率發生重大變化，當變動值超過合同總標的額的一定比例時，應該以匯率變動幅度的一定比例來重新調整合同價格，從而使交易雙方共同分擔匯率變動而產生的風險。或者訂立合同時雙方協商選定幾種參照貨幣作為保值貨幣避免外匯風險的發生。如果貿易國局勢動蕩，應該盡量在合同中約定因政府更迭、法令變更等原因導致的損失，相對方可以免責;總之雙方當事人應當在合同中盡量詳細規定，規避可能面對的各種合同風險。

(六)巧妙選擇付款方式

貿易中對于貿易雙方尤其是出口方而言經常面臨無法收匯的困境，所以合同中應該選擇合適的付款方式避免難以收匯的風險。貿易中普遍采用的匯款方式是信用證和托收。信用證雖是銀行信用，與托收相比理論上更安全可靠一些，但實際業務中并非如此。托收與信用證相比，托收中雖然出口人面臨的信用風險較大，但出口方可以通過對交易對象的謹慎選擇、對成交金額的控制、投保出口信用險等措施來降低或規避風險，但信用證中雖然可以通過交易對象、提高知識技能等措施控制某些風險，但對單證不符或者信用證軟條款的風險卻難以應對。而且信用證對合同當事人的知識技能要求很高，需要熟知《UCP》等貿易慣例規則，并且需要熟練運用于實踐。所以在簽訂合同時，如果雙方當事人是初次交易，可以使用信用證，因為信用證較好地實現了賣方獲得付款與買方獲得合同要求的貨物這兩種對立需求之間的平衡，若貿易雙方不是互相了解則可使用信用證。但是如果合同雙方當事人是頻繁交易的貿易伙伴，對對方的資信、企業生產能力相對了解則可以選擇托收的方式。因為信用證的開證、交單、審單等流程繁多，操作復雜而且費用高，極其容易發生糾紛，并非有十足的保障。